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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不重浮华晚年远离徐虚名
http://edu.21hx.net 来源:百灵网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09-7-13 9:10:25
 2008年7月11日早晨9点,季羡林止步于98岁。听闻此消息,仍是深感愕然,虽然众所皆知,季老因病已卧榻数年。而在我们的脑海中,他还是95岁的“红衣少年”,他说自己“身体很好,要活到150岁”。

 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,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,读之使人明智,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,大德大智隐于无形。

  “我现在觉得,人真是一个奇妙的动物,人的一生也多半是奇妙的一生。你想走的路,有时无论如何也走不上。你不想的路,不知不觉之中,不管有多少曲折,最终还是要走上。”

  幸运农家子,屡遇名师

 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(现属临清市)康庄镇官庄,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。季家当时的下一代孩子中只有季羡林一个男孩,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、筹划,终于共下决心: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。鉴于叔父在济南有稳定的收入,于是兄弟俩决定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,离开农村,送到济南去培养。

  季羡林在故乡只呆了6年,但是故乡的姣好,还有故乡的贫穷,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  由于叔父的接济,季羡林在济南读完了小学和中学。15岁的时候,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。山大的校长就是当过前清状元的王寿彭。在王寿彭的影响下,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。这所高中的老师们,古文水平是极高的,尤其教国文的王老师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。他布置的一篇作文《读〈徐文长传〉书后》,季羡林写得下力,他给的批语是“全校之冠”。从此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,再也不愿意有不好的成绩。于是,他一改过去贪玩不用功的习性,开始用起功来。第二学期,他又得了甲等第一名。

  中学时,季羡林喜欢上了英语。他沉迷于此,进而喜欢上了外国文学。他和80多个高中同学,北上京城投考大学,结果只有3人高中,而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。

  1930年,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,专业方向德文。他师从吴宓、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、英文、梵文,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、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、俞平伯的唐宋诗词、朱自清的陶渊明诗。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他更在心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。

  “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,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,一直走到现在,而且还要走下去。”

  负笈德国,十年留学路

  从清华毕业回济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之后,由于“天上掉下来的机遇”——清华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,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,结果被录取。

  初到德国,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。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,这里有世界着名的梵文学者。于是,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。“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。”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,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他一个。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,“开电灯以继晷,恒兀兀以穷年”。

  1937年,日本侵华战争爆发,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已完成两个学业准备回国的季羡林被阻隔在德国。那个时期,他的学习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。就在这样的状况下,季羡林在德国整整呆了十年,这十年也成为他学术的春天。

  海外游子,故园情深,尤觉“天涯地角有穷时,只有相思无尽处”,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,“我怅望灰天,在泪光里,幻出母亲的面影”。1945年,二战结束,季羡林婉言谢绝恩师的一再挽留,回到祖国。

  1946年回国后,季羡林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,他创办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。当时,他只有35岁。从此,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。解放后,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,从事系务、科研和翻译工作。

  “生的对立面是死。对于死,我们也基本上是被动的。我们只有那么一点主动权,那就是自杀。但是,这点主动权却是不能随便使用的。除非万不得已,是决不能使用的。”

十年文革, 牛棚杂忆

  “文革”时,季羡林最初是逍遥过一阵子的,后来由于看不惯北大“老佛爷”的倒行逆施,于是发了牛脾气,“自己跳出来”,反对“老佛爷”,结果被抄家、批斗,被打得头破血流……当他把积攒多时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到口袋里,最后看一眼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,准备越墙而出到圆明园去的时候,红卫兵突然来敲门了。他被押去挨了一场十分激烈、十分野蛮的批斗,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。

  痛苦中他一下子得到“顿悟”:“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,是没有极限的。我能够忍受下去的!我不死了!我要活下去!”于是,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,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“批斗锻炼”:“低头弯腰,手不扶膝盖,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”,“还在心里数着数,来计算时间,必至眼花流泪为止”。季羡林后来写道:“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。”“回想起来,我真是欲哭无泪呀。”

  从“牛棚”出来后,季羡林被勒令看楼门,守电话,成为一个“不可接触者”。他琢磨着找一件会拖得很长,“但又绝对没有什么结果的工作,以消磨时光”。他想到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梵文写的《罗摩衍那》。他就晚上把梵文译成汉文散文,写成小纸条装在口袋里,白天守楼时,脑袋不停止思考,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。季老后来开玩笑说,如果没有“文革”,两万多颂、8卷本的《罗摩衍那》是绝对翻译不出来的。

  “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。然而,自古及今,海内海外,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。所以我说,不完满才是人生。”

  1978年季羡林复出,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,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、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。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,不计散文、杂文、序、跋、翻译,专就学术着作而言,约略统计,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,出版了十一部学术着作。

  2003年2月,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解放军总医院。从此,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这里,再也没有随便走下那幢白色的病房大楼了。

  2006年,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,郑重请辞三大桂冠,远离虚名。“三顶桂冠一摘,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。身上的泡沫洗掉了,露出了真面目,皆大欢喜。” 这是季羡林老先生在新出版的《病榻杂记》中写下的文字。这里的三顶桂冠是指:“国学大师”、“学界泰斗”和“国宝”这三个称号。

  那一年,季羡林仍对自己信心满满:“我身体很好,现在目标是要活到150岁。因为中国国富了,民也强了,经济、科技都发达了,‘神五’、‘神六’也上天了,我要再多活几十年,活到150岁!”

  去年字画门事件扑朔迷离,最终成为罗生门,很可能将不了了之。不过,对于季羡林而言,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儿子浪子回头,终于与孙子承欢膝下。作为季羡林先生的爱徒,钱文忠透露,季羡林最后两个月过得很幸福,一直有儿子陪在他身边。

  季先生终究没有实现自己“再多活几十年”的美好愿望,或许就是如他所说“不完美才是人生”。

  季老早年留学欧洲,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,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,在语言学、文化学、历史学、佛教学、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。

  季老精于语言,通英文、德文、梵文、巴利文,能阅俄、法文,尤其精于吐火罗文,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。他研究翻译了多部梵文着作及多部外国经典名着。

  季老又是散文高手,一生笔耕不辍,晚年即使身居病房,每天仍坚持读书写作。

  “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,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,或许能有所发现。因此,非读梵文不行。”

  修习梵文为解中印文化渊源

  翻开《季羡林文集》可以读见这样深奥的题目:“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”,“梅呾利耶与弥勒”,“浮屠与佛”,“列子与佛典”等等。这正是季老毕生所致力的学术领域,梵学及佛学。

季羡林认为,“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,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、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。”而研究佛教肯定要学习印度文化,于是在留学德国时,在哥廷根大学,季羡林选择了梵学,师从“梵文讲座”主持人、着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,成为唯一的听课者。一个学期 4O多堂课,季羡林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。修习梵文,季羡林从此踏上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之路。

  在《留德十年》一书中,季羡林回忆了选择梵学原因,“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。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,或能有所发现。这就得非读梵文不行。”

  季老认为,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,尤其“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,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,并逐渐扩大其影响,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,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,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,中国的哲学发展将会迥然不同。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,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、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,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,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,十分突出,令人难以忽视。”

  几十年来,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不仅作了大量细致认真的研究,上承前代之余绪,下开一世之新风,独辟蹊径,发前人之未发,有不少很有历史价值的着作问世,其影响巨大,而且他还身体力行,做了很多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事。

  “对时势的推移来说,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一面镜子。我的心当然也不会例外。我自认为是一个颇为敏感的人,我这一面心镜,虽不敢说是纤毫必显,然确实并不迟钝。”

  散文随笔独显淡泊之魅

  季老一生笔耕不辍,除了学术研究之外,他喜欢写随笔,散文。在晚年,他不光是学问完成了冲顶,散文创作也进入了一种“化境”。其实,更多的人是从他的散文中了解到季老的为人。

  季老写的散文,别具一格,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,可读性很强,已为世界所公认。提到季羡林的散文,无人不交口称赞。他既擅长抒情,又擅长写景,偶尔还用典引诗,使文章耐人寻味,给人以无限的美感。

  因此,读他的散文,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,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。他“刚正不阿,嫉恶如仇,择善固执”,在文章中均有体现,为众人所称道。

  比如,在《大放光明》中,他用“目中无人”来形容自己得了眼病看不清楚人,用“不知天高地厚”来形容走路时的“一脚高,一脚低”,这种比喻的天才和幽默的风度让人不禁莞尔。

  更妙的文字在那篇《八十述怀》中,老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:“我走过阳关大道,也走过独木小桥。路旁有深山大泽,也有平坡宜人;有杏花春雨,也有塞北秋风;有山重水复,也有柳暗花明;有迷途知返,也有绝处逢生。路太长了,时间太长了,影子太多了,回忆太重了。”

  这些十分流畅、一气呵成的四字句非常讲究对仗的工整和音调的平仄合辙,因此读起来铿锵有力,既顺口又悦耳,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些从小背诵的古代散文名篇;紧接着,先生又用了最后四句非常“现代白话”的句式,四句排比并列,强调了节奏和复沓,与前面的典雅整齐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,读起来就跟音乐一样,美不胜收。

  “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。”

  耄耋之年冲刺学术研究

  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,那么,可以说六十七岁(1978年)以前,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,只跑了二三十米;六十七岁以后的日子,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。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,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,则是他的冲刺阶段。

  在这十年里,耄耋之年的季老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着作:《糖史》、《吐火罗文<弥勒会见记>译释》和《中国佛教史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》。这三部巨着的完成,了却了季老平生的心愿,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
 季老写《糖史》需要搜集大量古书上的资料,可是,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。季老只好采用最原始,最笨的办法,找出原书,一句句地读下去。为了写《糖史》,季老用了两年时间,天天跑北大图书馆,查《四库全书》,硬是把一部《二十四史》翻了一遍,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。

  季老在回忆这段工作时曾写道:“我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,除了礼拜天休息外,每天来回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。面对汪洋浩瀚的《四库全书》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,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,便欣喜如获至宝。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,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。经过了两年的苦练,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,能目下一页,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。”

  《糖史》写作完成以后,季老又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《吐火罗文<弥勒会见记>译释》的写作。刚想休息一下时,《中国佛教史》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,因为有一部分内容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。

  耄耋之年的季老,仍然“焚膏继晷”地进行学术研究“冲刺”,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着作,这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,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,恐怕都是一个奇迹,不说绝无仅有,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。

  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,却很少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外露,只有在他的散文中,真情才会通过文字倾泻出来,感染每一个人。

  “极重感情,决不忘恩”,这8个字是季羡林给自己的评价,也是他一生的感情轨迹。

  “我一生有两个母亲: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;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。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。”

  离开母亲,是永久的悔

  《赋得永久的悔》是季羡林在“望九之年”写下的一篇文章,他的永久的悔,就是儿时不该离开故乡、离开母亲。

  季羡林6岁以前,同母亲朝夕相处,相依为命,母亲走到哪里,他就跟到哪里。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,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,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6岁时,季羡林离开家乡,到济南投奔叔父,入私塾读书,从此以后,就离开了母亲,后来有两次短暂的会面,但都是由于回家奔丧,留的时间也都很短暂。那时,想着母亲多少日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,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迎养母亲。

  然而,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季羡林上大学二年级时,母亲就去世了,回到老家时,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,连遗容都没能见上。此后数十年,季羡林一想到母亲就会泪流不止。

  祖国,是他的另一个“母亲”。无论是在留德期间,还是回到祖国在北大工作时,他都怀着对祖国如同母亲般情感,践行着“爱国”这一诺言。他曾经说过:“平生爱国不甘后人,即使把我烧成灰,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。”

 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里,他几乎时刻牵挂着“两个母亲”,“我在国内的时候,只怀念,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。现在到国外来了,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。这种怀念,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,异常强烈。以后也没有断过。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,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,在欧洲的十一年。”

  “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,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。一提到家,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,一丝幸福之感。”

  最怀念曾经温馨的家

  年过九旬,季羡林经历了身边亲人一个个地离去——夫人、女儿、女婿都在十几年前相继去世,与唯一的儿子也是关系疏离,直到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半年,父子二人才重归于好。

  多年来,最让季羡林怀念的就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“温馨的家”——由婶母与妻子和他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庭。他说过,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和婶母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后,到1994年彭德华过世的那段时间。

  季羡林所说的婶母,是他叔父续弦的妻子,全家都尊称她为“老祖”。而彭德华则是他在18岁时就通过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娶过门的妻子。

  每次谈起婶母,季羡林都心怀感激。1935年,正当家庭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,季羡林获得了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。“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,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,镀上一层金,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,如此而已。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。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,摆过小摊,卖过破烂,勉强让一老,我的叔父;二中,老祖和德华;二小,我的女儿和儿子,能够有一口饭吃,才得度过灾难。”

  而对于妻子,季羡林说:“夫人彭德华年长我4岁,她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,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。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套玩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有什么意义。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语言。”但他也深深明白,彭德华是个善良的女人。对公婆,她真正尽了孝道;对子女,她真正做到了慈母;对丈夫,她绝对忠诚,绝对服从,绝对爱护。“如果中国将来要修《二十几史》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,德华应当榜上有名。”

 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加上他自己组成的一个家庭,让季羡林每次想起都会漾起“一丝幸福之意”。据他回忆,“这个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,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。我想,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,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。”

  “我已垂垂老矣,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。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,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,恐怕就没有了!”

  难忘苦涩异国恋情

  在德国留学时,与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,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,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大女儿叫伊姆加德,金发碧眼,活泼可爱,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,当时尚未嫁人,待字闺中。

  那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。他用德文写成稿子,在送给教授看之前,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。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,也不会打字。伊姆加德主动提出帮助季羡林打字。这样一来,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。

 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,季羡林和伊姆加德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。

  但是,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,内心便充满矛盾和痛苦。他终于选择了离开。“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,而且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,我很尊敬她,所以我一定要回国。”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。

  1991年,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《留德十年》时,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。“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,离开伊姆加德的。到了瑞士,我同她通过几次信,回国以后,就断了音讯。”

  1980年,季羡林重访德国时,曾想过去看看伊姆加德,但却无缘见到。2000年,一位香港电视台的女导演找到了伊姆加德,人们这才知道,这位德国老太太为了季羡林,竟然终身未婚,独身至今。

  在季羡林90岁生日时,收到了伊姆加德从哥廷根寄来的一张照片,照片上满头银发,端庄恬静地微笑着的老人,给季羡林一直牵挂也愧疚的心,带来了温暖的慰藉。看着她在照片背后的问候“你好吗”,先生会声音柔和地回答:“我很好!”

 “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。在这一场搏斗中,如果没有朋友,则形单影只,鲜有不失败者。如果有了朋友,则众志成城,鲜有不胜利者。”

  师友是他一生财富

  世人称季羡林为“学界泰斗”、“一代宗师”。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。先生本人不认同,他一直自谦“是一个平凡的人”。但这个“平凡的人”一生却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。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师友的培养和影响,成就一个学术大师。

  记得季羡林不止一次说过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的话。纵望98岁季羡林的世纪人生,其实就是一部友情史,每一位师友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他的心版上。

  季羡林一向认为“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”,因此,在同辈学人中,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,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。

 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,分别是陈寅恪、胡适、梁漱溟、马寅初。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;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;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”;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,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。”

  而胡乔木、臧克家、沈从文等等朋友也一直为季羡林所感念。季羡林说过,他需要老朋友,需要素心人。“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,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。”

  季羡林和胡乔木是老同学,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,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。“文革”之后,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。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。季羡林说,“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,我很怕见官。”

  胡乔木逝世后,季羡林特撰《怀念乔木》一文,追述他们相识、相知的往事。季羡林说,在他生前,刻意回避;在他去后,却不胜怀念。他回避的是逢迎,怀念的是真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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